三位“讲师”之死

九月，三份讣告接连而至。 湖南师范大学龚德才，63岁，一辈子讲师，学生爱戴有加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刘欢，63岁，教了三十多年《西方音乐史》，退休时是副教授——那门课当年名额要抽签，教室挤得连过道都站满旁听的人。 华中科技大学杨汉文，62岁，讲了三十多年理论力学、材料力学，三十年未申报职称，直到病倒，才在同事帮助下评上副教授。 三个人专业不同、学校不同，人生轨迹却惊人地相似：大半生押在讲台上，学生口碑极好，职称停在半路。 这也把一个老问题重新顶上热搜： 我们的大学，为什么认不出好老师？ 有网友看得透彻：这几位老师有个共同点——不愿意为人情世故低头，只想做自己，做自己的学问，然后授业解惑。 这话点破了一层窗户纸。现有的职称体系，评的从来不只是学问。申报、结题、跑项目、攒人脉，每一环都是一门"社交学"。 而刘欢、龚德才、杨汉文这样的人，心思全在讲台上，让他们把精力分给表格和人情，本身就是一种错配。 让纯粹的人去钻营，让钻营的人得好处——这个错位，比"识别不出"更根本。 有人替他们豁达：像刘欢这样的音乐家，未必在乎一个头衔。 但这恰恰混淆了两件事。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头衔证明自己，一套以识别人才为天职的制度，却不能不识真人。 连刘欢都"认"不出来的评价体系，它认出来的，又能是什么成色？ 这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反而更要紧。AI正在瓦解教师"知识提供者"的稀缺性：解释概念、比较理论、检索文献、生成提纲，样样在行。 如果教师的工作只是把教材复读一遍，被替代是迟早的事。 但真正的好老师，干的本不是"复读"这行。有读者说得朴素：真正的老师不是把自己知道的表述给学生听，而是让学生怎么能记住、能掌握。 更进一步，是让怕古文的学生觉得古人可亲，让枯燥的力学变成值得追究的问题——课下之后，学生被点燃了，自己找书、查资料、提问题，长出不再依赖任何人的自学能力。 教师的身价，正从"能告诉你多少"转向"能让你自己走多远"。而这三位，恰恰是后一种老师。 AI时代，这种能力只会更贵，旧秤却给报了个低价。 为什么认不出？ 论文、项目、经费、引用都好数：一篇论文发在什么刊物，几秒钟折算成指标；十年磨一门课、让几届学生爱上一门学问，填不进任何表格。 久而久之，容易测量的，顶替了真正重要的。 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毛病不止大学有。有中学老师留言：看看中学评职称，一样需要荣誉打分——可见"以可量化指标替代真实贡献"，是整个教育评价体系共通的痼疾。 出路无非两条。 其一，建一条货真价实的教学职称轨道，别拿科研标准硬套。 评教学型教授，别只追问发表了多少论文，去认真考察：课上得怎么样？点燃过多少学生的自主学习热情？ 其二，让学生的声音真正进入评价。 学生当然不是唯一裁判——满意度会受课程难度和给分宽严影响——但学生是教学最直接的亲历者。历届学生评价、匿名访谈、同行听课、课程材料、学习成果，综合研判，总好过每学期填完表便石沉大海。 有条高赞评论一针见血： 识别固然重要，但制度和考核导向更重要 ——能不能留得住，容得下。 这话点出了关键。认出好老师只是开头，更难的题在后头：制度能不能容下"不申报、不结题、不凑论文"的人？考核导向上，安心教书的人能不能不比搞项目的人矮半头？如果一个体制只奖励"会来事"的，再灵敏的识别机制也是摆设——人是留不住的。 所以改革的目标，不该只是把漏网的识别出来，而是让整个导向掉头： 让安心教书成为一条体面的、不吃亏的路。 最后还有一层窗户纸：有人会说，程序上没毛病——是他们自己不申报，怨谁？ 程序上确实没毛病。可假如一位教师教了半辈子书，学生念着好，同行挑不出刺，制度却因他没填几张表，几十年对他视而不见——那该审问的就不是"他为什么不申报"，而是这套程序本身了。 表格是流程，不该是制度看见人才的唯一通道。 对长期口碑过硬的教师，同行可以提名，学生可以联名，教学委员会可以主动评议——总不能让人家到退休才发现，这辈子的认真，得靠一场病才被"看见"。 如今，三位老师已经用不上任何职称了。 他们留下的问题还在：如果大学连学生公认的好老师都认不出来，再灵敏的制度也是摆设；认出来了却留不住，更是白搭。 过去人死了要立碑铭文，如今连墓碑都省了，谁还记得你是教授还是副教授？ 学生记得刘欢讲台上的光，记得龚德才的人情味，记得杨汉文讲过的力学。 头衔是别人给的，尊严是自己挣的。 而一套好制度的责任，就是让挣尊严的人，不必先去挣头衔。 - 完 - 笔不阿贵，文不奉承 特别